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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魏六朝詩文文本的流動與變異

來源:《文學評論》2021年第1期2021-04-21 13: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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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:陳君(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)

  內容提要:在寫抄本時代,作者和傳抄者出于各種原因對文本作了有意或無意的修改,使文本產生了種種歧異,如河流般變動不居。漢魏六朝詩文文本生成、流通、變異所呈現的紛繁復雜的樣貌,從低到高大致可以分為異文、亂篇、歧說三個層次,這要求研究者不僅要關注文字異同,還要重視更廣泛意義上的文本不確定性;不僅要重視靜態的文本歧異,更要重視具體歷史語境給文本帶來的動態變化。

  東漢魏晉以后,紙作為新的文字載體在社會生活、知識傳播和書籍流布中得到廣泛應用,極大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流,寫抄本也隨之成為東漢至隋唐時期文學創作和傳播的一個顯著特點[1]。在寫抄本流行的時代(這里主要指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),作者和傳抄者出于文化修養、學術興趣的差異或政治壓力、個人目的等原因,對文本作了有意或無意的修改,使文本產生了各種歧異。從共時的角度看,流動的文本好像奔涌的河水,變動不居,充滿歧異,如同“文本之河”。

  一 漢魏六朝詩文早期流傳中的“異文”

  漢魏六朝詩文早期流傳中存在的文本歧異,大致可以分為異文(文字異同)、亂篇(篇章錯亂)、歧說(歧說異聞)三個方面,它們又是由低到高、由簡單到復雜的三個層次[2]?!爱愇摹碑a生的原因多種多樣,可能是在創作階段,也可能是在傳抄階段。在創作階段,作者的文集又有“自定”與“他定”的不同;而在傳抄階段,又有抄手和抄寫底本等不同原因。我們先來看創作階段的情況。

 ?。ㄒ唬爱愇摹钡漠a生,首先緣于作者自己的修改,屬于創作中的變動,是作者本人讓文本處于變動之中。眾所周知,文章初稿和定稿常常有一定的時間距離,定稿之前的創作變化,東晉袁宏《北征賦》是一個生動的例子:

 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《北征賦》,既成,公與時賢共看,咸嗟嘆之。時王珣在坐,云:“恨少一句,得‘寫’字足韻,當佳?!痹从谧鴶埞P益云:“感不絕于余心,泝流風而獨寫?!惫^王曰:“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?!?/p>

  劉孝標注:

  《宏集》載其《賦》云:“聞所聞于相傳,云獲麟于此野?!胁唤^于余心,溯流風而獨寫?!保?]

  袁宏所撰《北征賦》尚是初稿,所以可根據需要隨時增刪加工。還有被迫修改(或增補)文章的情形,如袁宏所撰《東征賦》:

  袁宏始作《東征賦》,都不道陶公。胡奴誘之狹室中,臨以白刃,曰:“先公勛業如是!君作《東征賦》,云何相忽略?”宏窘蹙無計,便答:“我大道公,何以云無?”因誦曰:“精金百煉,在割能斷。功則治人,職思靖亂。長沙之勛,為史所贊?!?/p>

  劉孝標注又記載了另外一種傳聞:

  《續晉陽秋》曰:“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,后為《東征賦》,悉稱過江諸名望。時桓溫在南州,宏語眾云:‘我決不及桓宣城’……后游青山飲酌,既歸,公命宏同載,眾為危懼。行數里,問宏曰:‘聞君作《東征賦》,多稱先賢,何故不及家君?’宏答曰:‘尊公稱謂,自非下官所敢專,故未呈啟,不敢顯之耳?!瘻啬嗽疲骸麨楹无o?’宏即答云:‘風鑒散朗,或搜或引。身雖可亡,道不可隕。則宣城之節,信為允也?!瘻劂欢??!保?]

  不管是與陶氏有關還是與桓氏有關,袁宏作《東征賦》的例子,讓我們看到現實環境(尤其是政治壓力)對詩文創作的巨大影響。

  陶淵明《飲酒》“采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”,“見”一作“望”,究竟是“見”,還是“望”,千百年來莫衷一是[5]。作“見”的話,文義稍勝一籌,但唐宋時代流行的文本可能確如蘇東坡所說,以作“望”字為多,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傳唐陸曜《六逸圖》卷[6],其中“陶潛葛巾漉酒”一圖有陶淵明《飲酒》的詩句,正作“望”字?!耙姟薄巴敝疇幈澈蟮臍v史真相很難還原,除了抄手的原因外,也有可能是陶淵明自己造成的差異。我們不妨作一個推測,陶淵明一開始用的是“望”字,已流傳出去,后來改作了“見”字,也流傳出去,結果造成兩種文本都在世上流傳。

  與此相關的是作者有無“自定本”的問題。漢魏六朝時期,大部分文人作品以作家別集的形式流傳,已有很強的“定本”意識,如曹植的兒子曹志回答晉武帝關于曹冏《六代論》是否為曹植所作的疑問時,說要回去查閱父親的文集目錄才能知道。這個文集目錄,很可能就是曹植文集的自定本。當然作者的“自定本”后來也可能會遭到篡改,也就是“自定”之后又經“他定”,如曹植《贈白馬王彪序》:

  黃初四年五月,白馬王、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,會節氣。到洛陽,任城王薨。至七月,與白馬王還國。后有司以二王歸藩,道路宜異宿止,意毒恨之。蓋以大別在數日,是用自剖,與王辭焉,憤而成篇。[7]

  《贈白馬王彪》的詩題,《文選》卷二四李善注云:“《集》曰:《于圈(鄄)城作》?!绷硗?,詩題及詩序中的“白馬王彪”,存在時間錯誤,因為黃初四年(223)曹彪的身份是吳王,黃初七年(226)才徙封白馬,因此詩題和詩序一定是后來改的。顧農引《三國志》卷一九《魏書·陳思王植傳》說明,《曹植集》很可能經過明帝君臣之手的改定[8]。

  有時還會出現兩種“定本”(或版本)的情形,如《陶淵明集》就有南朝梁蕭統所編的八卷本和北齊陽休之所編的十卷本。更極端的例子是整部著作(或其中一卷)的改寫,如東晉孫盛迫于政治壓力,其歷史著作《晉陽秋》曾寫兩定本,寄于北方的慕容儁?!稌x書》卷八二《孫盛傳》:

  《晉陽秋》詞直而理正,咸稱良史焉。既而桓溫見之,怒謂盛子曰:“枋頭誠為失利,何至乃如尊君所說!若此史遂行,自是關君門戶事?!逼渥渝岚葜x,謂請刪改之。時盛年老還家,性方嚴有軌憲,雖子孫班白,而庭訓愈峻。至此,諸子乃共號泣稽顙,請為百口切計。盛大怒。諸子遂爾改之。盛寫兩定本,寄于慕容儁。太元中,孝武帝博求異聞,始于遼東得之,以相考校,多有不同,書遂兩存。[9]

  古代印度也有這樣的例子,如12世紀史家、詩人迦爾訶納()的《王河》()[10],因迫于皇權壓力曾改寫其中的第8卷,留下兩種差異甚大的傳本。學者云:“這一卷共有兩個版本的亞原本……最初版本很不討當朝國王喜歡:迦爾訶那(納)的父親被解除了大臣職務,因而迦爾訶那對當朝政權沒有好感。然而,當《王河》被下令提交給朝廷過目,迦爾訶那重寫了卷八的大部分章節,讓國王顯得更可親?!保?1]

 ?。ǘ┢浯问浅浾吆途幾胝叩脑?,如《文選》卷五六班固《封燕然山銘并序》記載竇憲北伐的軍隊共有“驍騎十萬”,《后漢書》卷二三《竇憲傳》所錄《封燕然山銘并序》作“三萬”,一個字差了七萬人。如《文選》卷九班昭《東征賦》首二句“惟永初之有七兮,余隨子乎東征”,其中“永初”(東漢安帝年號)當作“永元”(東漢和帝年號,永元七年為公元95年)[12]。又如《文選》卷一○潘岳《西征賦》“或開關以延敵,競遁逃以奔竄”二句,李善注云:“言其利也?!哆^秦論》曰:諸侯以百萬之眾,叩關而攻秦,秦人開關延敵,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也?!倍Z誼《新書·過秦上》云:“(諸侯)嘗以十倍之地,百萬之師,仰關而攻秦。秦人開關延敵,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?!保?3]《漢書》卷三一《陳勝項籍傳贊》引賈誼《過秦論》亦云:“秦人開關延敵,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?!鳖亷煿抛⒃唬骸岸菅?,謂疑懼而卻退也。遁,音千旬反。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,讀者因之而為遁逃之義。潘岳《西征賦》云‘遁逃以奔竄’,斯亦誤矣?!被仡^來看李善注所引《過秦論》“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”一句中的“遁逃”,顯然是“遁(逡)巡”之訛,但潘岳《西征賦》很可能如顏師古所說,原文就作“遁逃”。

  李善注本《文選》卷二六謝靈運《登江中孤嶼》:“亂流趨正絕,孤嶼媚中川。云日相輝映,空水共澄鮮?!薄皝y流趨正絕”一句,頗難索解,而五臣注本《文選》作“亂流趨孤嶼”[14],與下句“孤嶼媚中川”形成頂針,意思豁然開朗?!罢^”二字,當是誤由注文闌入正文,《爾雅·釋水》:“正絕流曰亂?!笨梢韵胍?,注家對“亂”的解釋“正絕”云云被誤認作了正文。又《文選》卷二五盧子諒(盧諶)《答魏子悌》:“俱涉晉昌艱,共更飛狐厄?!敝v到兩人共同經歷的磨難,其中“俱涉晉昌艱”一句,與詩人當時的歷史、地理狀況完全不符,清何焯《義門讀書記》卷四六《答魏子悌》“俱涉晉昌艱”條提出“晉昌”當為“晉陽”音近傳寫之誤,很有說服力[15]。

  六朝隋唐之間書籍以寫本流傳,我們今天看到的敦煌本《文選》、敦煌本佛經寫卷等,與傳世本有不少差異,多是抄手或抄本(抄手所抄之底本)造成的。如《文選》卷一九謝靈運《述祖德詩其一》:“達人貴自我,高情屬天云?!逼渲小斑_人貴自我”一句,俄藏敦煌寫本Ф242號《文選注》作“達人遺自我”,從詩義比較來看,謝靈運在這兒用了“楊朱貴己”的思想,顯然作“貴”字勝[16]。像這樣因字形相近而誤者不一而足,東漢文人張升之誤為張叔也是一例。張升字彥真,東漢晚期重要文人,所著文章有60篇之多[17]。后人又有稱張升為張叔者,陸機《遂志賦并序》云:“昔崔篆作詩,以明道述志,而馮衍又作《顯志賦》,班固作《幽通賦》,皆相依仿焉。張衡《思玄》,蔡邕《玄表》,張叔《哀系》,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?!?[18]陸機《序》中諸人皆稱名,此處“叔”字當作“升”,蓋“升”“叔”二字形近而訛。

  許多類書所引的詩文也屬于此類情形,如班固《漢頌論功歌詩》之《靈芝歌》見于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七○與《初學記》卷一五,《靈芝歌》云:因露寢兮產靈芝,象三德兮瑞應圖,延壽命兮光此都。配上帝兮象太微,參日月兮揚光輝。[19]

  其中“延壽命兮光此都”一句中的“此都”,《太平御覽》作“此都”,《初學記》作“北都”,當系訛誤??肌鹅`芝歌》為東漢明帝永平十七年(74)歌頌“芝草生殿前”而作,詩意與西漢《郊祀歌十九章》里的《齊(齋)房十三》非常接近?!洱R房詩》曰:“齊房產草,九莖連葉。宮童效異,披圖案諜。玄氣之精,回復此都?!保?0]《齊房詩》為武帝元封二年(前109)芝生甘泉齊房而作,與《靈芝歌》所詠之事正復相類。班固《靈芝歌》中的“延壽命兮光此都”顯是襲彼而來,蓋“光”意謂光臨,與“回復”之意略同,“此都”是指洛陽宮。

  王國維在《〈樂庵寫書圖〉序》中寫道:“余昔覽元、明以來寫本書,時時得佳處,而舛誤奪落,乃比坊肆劣刻為甚。既而見六朝、唐人所寫書,其佳處尤迥出諸刊本,而舛誤奪落,則與元、明以來寫本無異。蓋古代寫本多出書手,其為學士大夫手鈔如鄭灼之《禮記義疏》者,百不一見也?!保?1]“古代寫本多出書手”,是符合中古社會實際情況的一個判斷[22],而異文的多少,自然與抄手的學問水平高低、抄寫認真與否有很大關系。陳啟源《毛詩稽古編》曾歸納“字體訛陋”的諸般情形:“有俗體之訛,有借用之訛,有妄減之訛,有妄增之訛,有分一字為二字而訛者,有合數字為一字而訛者,有因形近而訛者,有因音近而訛者?!保?3]

  二 漢魏六朝詩文早期流傳中的“亂篇”

 ?。ㄒ唬┢}錯誤,如東漢初年杜篤《京師上巳篇》的誤題。逯欽立輯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·漢詩》收有杜篤《京師上巳篇》兩句:“窈窕淑女美勝艷,妃戴翡翠珥明珠?!辈⒓佑邪刚Z:“《書鈔》原題杜季稚,稚殆雅之偽。又漢人七言率句句用韻,此艷、珠不葉,疑非出一章?!保?4]其實,這首“七言詩”是杜篤《祓禊賦》中的句子,見于《藝文類聚》卷四,賦云:“若乃窈窕淑女,美媵艷姝,戴翡翠,珥明珠?!保?5]據賦文還可以校訂“詩”中的兩個誤字:“勝”當作“媵”,“妃”當作“姝”。類似的例子還有《藝文類聚》卷六九引漢班固《竹扇詩》:“供時有度量,異好有團方。來風堪避暑,靜夜致清涼?!贝恕吨裆仍姟穼崬榘喙獭吨裆荣x》之訛,見于《古文苑》卷二[26],《竹扇詩》之五言四句乃從《竹扇賦》“削為扇翣成器美,托御君王供時有。度量異好有圓方,來風辟暑致清涼”數句中來,又增加幾個訛字。

  又如崔骃《北征頌》,或題《武都賦》,或題《武賦》,皆誤。今日本藏弘仁本《文館詞林》卷三四七有“闕題”《頌》一首,羅國威整理該本時,注云:“此篇篇題作者及前半部分已佚,又不見于其他文獻,故無從考稽。此卷中該篇排于東晉曹毗《伐蜀頌》之前,則可確定該文作者系晉或晉以前之人?!保?7]筆者案,嚴可均輯《全后漢文》卷四四載崔骃《北征頌》,殘存四句:“人事協兮皇恩得,金精揚兮水靈伏。順天機兮把刑德,戈所指兮罔不克?!币娪诖似瓣I題”《頌》,惟“揚”作“楊”。據此,可定“闕題”《頌》的作者是崔骃,篇名當作《北征頌》或《竇將軍北征頌》。

  費振剛等整理《全漢賦》與龔克昌等《全漢賦評注》據《北堂書鈔》收有崔骃《武都賦》殘篇四句:“超天關兮橫漢津,竭西玉兮徂北根。陵句注兮厲樓煩,濟云中兮息九元?!边@四句也見于崔骃《北征頌》,字句略有不同,可互相發明。崔骃《北征頌》云:“超天關兮橫漢津,朅西岳兮徂北垠?!蹙渥①鈪枠菬?,濟云中兮息九原?!薄皷A”意謂離去、離開,“北垠”指極北之處,《北征頌》“朅西岳兮徂北垠”一句顯然勝于“竭西玉兮徂北根”,“□句注兮厲樓煩”一句中的闕字可據“陵句注兮厲樓煩”補“陵”字?!傲昃渥ⅰ倍渲械摹熬渥?、樓煩、云中”都是地名,“句注”為古九塞之一,在今山西代縣北;“樓煩”,古地名,在今山西寧武縣附近;“云中”,秦郡名,治云中縣(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)?!熬旁憋@然也是地名,為秦郡之一,治九原縣(今內蒙古包頭西),《北征頌》的“九原”在文意上顯然勝于《武都賦》的“九元”。崔骃又有《武賦》,殘存一句:“假皇天兮簡帝心?!币姟段倪x》卷一四顏延之《赭白馬賦》、卷五八王儉《褚淵碑文》李善注,亦收入《全漢賦》與《全漢賦評注》。此句也見于崔骃《北征頌》:“假皇天兮簡帝心,爰比題兮獲鼎寶?!笨梢?,今存崔骃《武都賦》《武賦》兩篇作品,均為后人誤題,皆當歸入《北征頌》中。

 ?。ǘ┬蛭膯栴},主要是傳抄所造成的“張冠李戴”。一些序文的語氣和用詞顯然不是原貌,如鄒陽《酒賦序》云:“梁孝王游于忘憂之館,集諸游士,各使為賦,鄒陽為《酒賦》。其詞曰:……”[28]序文中出現的梁孝王是梁王劉武的謚號,顯然不當出于鄒陽之手。又如《北堂書鈔》卷一二三所載班固“《幽通賦序》”,實際是前人(項岱)《幽通賦注》中的文字[29]。再如《藝文類聚》卷六一所載張衡《西京賦序》:“昔班固睹世祖遷都于洛邑,懼將必逾溢制度,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。故假西都賓盛稱長安舊制,有陋洛邑之議。而為東都主人折禮衷以答之。張平子薄而陋之,故更造焉?!边@段話不見于《文選》卷二《西京賦》,未必為張衡所作,但《藝文類聚》為初唐人歐陽詢所編,應有所本,庾信《哀江南賦》“陸士衡聞而撫掌,張平子見而陋之”兩句,就用了其中的典故。從《〈幽通賦〉序》的例子來看,很有可能這篇《〈西京賦〉序》本是唐前單行《西京賦》篇題下舊注之文字,卻被誤認(或誤抄)為序文。

  還有完全的錯植,如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一六所收張衡《鴻賦序》:“南寓衡陽,避祁寒也。若其雅步清音,遠心高韻,鹓鸞已降,罕見其儔。而鎩翮墻陰,偶影獨立,唼喋秕粺,雞鶩為伍,不亦傷乎!余五十之年,忽焉已至,永言身事,慨然其多緒,乃為之賦,聊以自慰?!边@篇序其實是隋盧思道《孤鴻賦并序》中的文字,《隋書》卷五七《盧思道傳》載:

  高祖為丞相,遷武陽太守,非其好也。為《孤鴻賦》以寄其情曰:……平子賦曰“南寓衡陽”,避祁寒也。若其雅步清音,遠心高韻,鹓鸞以降,罕見其儔。而鎩翮墻陰,偶影獨立,唼喋秕稗,雞鶩為伍,不亦傷乎!余五十之年,勿焉已至,永言身事,慨然多緒,乃為之賦,聊以自慰云。其詞曰……[30]

  不難發現,所謂張衡的《鴻賦序》來自盧思道《孤鴻賦序》。大概是《太平御覽》的編者看到《孤鴻賦序》中“平子賦曰”等字眼,便認為下面的文字全部來自張衡,而且還為它們加了《鴻賦》的標題。其實,張衡根本沒有作過《鴻賦》,《孤鴻賦序》所引“平子賦”的“南寓衡陽”,來自張衡的《西京賦》:“鳥則鹔鷞鴰鴇,鴐鵝鴻鶤。上春候來,季秋就溫。南翔衡陽,北棲雁門”,不過是盧思道將“翔”字引作了“寓”。有意思的是,與魏征《隋書》同時的唐李延壽《北史》卷三○《盧思道傳》則引作“翔”字,這可能是李延壽熟讀張衡辭賦而作的個人改動。

 ?。ㄈ┢洛e亂,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東漢班固所作的《北征頌》。和帝永元元年(89)竇憲北伐匈奴還師,班固作《竇將軍北征頌》,歌頌竇憲之武功。嚴可均曾據《古文苑》《藝文類聚》所載班《頌》殘篇,將其輯入《全后漢文》,然篇章錯亂非常嚴重,多處難以卒讀。錢鍾書云:“篇末‘蕩殘風’至‘四行分任’一節,文字訛脫,不可句讀。汪兆鏞《椶窗雜記》卷三謂朱啟連為句讀之,以‘風’、‘陰’、‘淋’、‘弄’、‘任’為韻,亦未詞達理順?!保?1]幸運的是,在元明時人所編的文學總集元陳仁子《文選補遺》及明賀復徵《文章辨體匯選》(均收入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)里,可以看到班固《北征頌》的完篇。其中,《文章辨體匯選》之《北征頌》似從《文選補遺》抄來,但其本有優于《文選補遺》之處。

  探討漢魏六朝詩文早期流傳中的“亂篇”,隋代牛弘所說的古今圖書“五厄”是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[32]。在中國古代,人們對官方藏書的質量有很強的信心和很高的期待,而董卓之亂、永嘉之亂、西魏平江陵、隋末戰亂、安史之亂、唐末戰亂等幾次大的戰亂,對文獻造成了巨大破壞。官方“定本”(一些別集、總集或許本來就沒有“定本”)既已不完,唐宋時代的整理者又甚荒疏,就造成了中古文獻的混亂狀況。

  在六朝別集、總集大量散佚以后,文本歧異、莫衷一是的情況在兩個時期特別突出。一是唐代初年,如類書《藝文類聚》《初學記》等,不夠嚴謹,常常有混淆作者、張冠李戴的情況。林曉光曾以《藝文類聚》為個案,作過深入細致的研究,他認為:“唐宋類書對六朝文獻的載錄,并非全文照錄,甚至也不是局部節錄,而是進行剪切刪削,再將零碎片段予以拼接,其形態更應稱之為截取縮寫?!保?3]這種情況不僅在《藝文類聚》中存在,在《北堂書鈔》(成書于隋代)、《初學記》等其它早期類書中普遍存在著。今天的人們可以借助于一些六朝隋唐文獻的舊抄本,如敦煌吐魯番所出唐抄本《文選》、日本藏唐抄本《文選》、《文館詞林》等[34],來糾正傳世本的一些錯誤(當然也要注意到這些唐抄本本身也有一些文字錯誤)。二是北宋初年,問題集中于《文苑英華》《古文苑》等詩文總集上。李昉等所編《文苑英華》中的蕭梁詩文,與其它傳世文獻相較有不少歧異。

  三 漢魏六朝詩文早期流傳中的“歧說”

  “歧說”更為復雜,涉及別集、總集、史書、類書等各種文獻?!捌缯f”出現的原因,既有后人故意作偽的情況,也有文本傳播的因素:

 ?。ㄒ唬┱鎮?。如《柏梁臺詩》的真偽問題,歷代學者意見不一。顧炎武《日知錄》舉出五條證據,論證其非漢武帝時代所作。逯欽立《漢詩別錄》[35]、伏俊璉《〈柏梁臺詩〉再考證》[36]、王暉《柏梁臺詩真偽考辨》[37]等文,則認為《柏梁臺詩》作于漢武帝時期,其真實性無可懷疑。又如關于“蘇李詩”[38]和《古詩十九首》時代的討論,至今沒有一致意見。

  再如東漢后期秦嘉與徐淑的《贈答詩》,有學者懷疑其真實性[39],其質疑不無道理,因為如果《贈答詩》確是秦嘉、徐淑夫婦所作,以他們二人的創作水平,卻沒有被南朝劉宋范曄的《后漢書·文苑傳》和《后漢書·列女傳》收入,終究是一件奇怪的事。又如署名蔡琰的《悲憤詩》(五言和七言兩首,見范曄《后漢書》卷八四《列女·董祀妻傳》)、《胡笳十八拍》(琴曲歌辭,見宋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和朱熹《楚辭后語》)[40],有學者從《悲憤詩》首句“漢季失權柄”看出了偽作的狐貍尾巴。與此相類似的還有《孔雀東南飛》,序文中出現了“漢末建安中”的字眼,也讓人懷疑[41]。

  又如《文選》卷四四陳琳《檄吳將校部曲文》,學者對此文真偽存有疑問,“一般認為此檄乃荀彧死后,建安二十一年(216)曹操征吳之際為荀彧從子荀攸而作,或齊梁時代文士的偽作,詳清人朱珔《文選集釋》卷二一、梁章鉅《文選旁證》卷三六、近人盧弼《三國志集解》卷一《武帝紀》建安十七年(212)” [42]。顧農認為:“從內容來看,此文應當不偽,只是開頭打著尚書令荀彧的旗號是不對的,此公已死于建安十七年(212)。估計此文在流傳過程中有被淺人妄改的地方?!保?3]

 ?。ǘ┢}。如西漢班婕妤的《怨歌行》,見《文選》卷二七(《樂府詩集》卷四二《相和歌辭·楚調曲》同),南朝梁徐陵編《玉臺新詠》卷一作《怨詩》,南朝梁鐘嶸《詩品》卷上稱《團扇》詩。又如《文選》卷四四陳琳《為袁紹檄豫州》,研究者對其篇題提出了疑問,見曹道衡、沈玉成關于此文的討論[44]?!段倪x》卷二七鮑照《還都道中作》,李善注云:“《集》曰:《上潯陽還都道中作》?!卞X仲聯《鮑參軍集注》“《上潯陽還都道中》”注云:“此詩《文選》題為《還都道中》,毛扆校宋本《鮑集》作《潯陽還都道中》,皆無‘上’字,則‘上’字為誤衍。此詩蓋即作于發潯陽時?!保?5]其實細細思來,詩題“上潯陽”也可以說得通,因潯陽地處江州,對都城建康來說處于上游,詩人先由建康溯流而上,后復還都,詩題將“上潯陽”與“還都”二事合并言之,理解上并無窒礙。

 ?。ㄈ┳髡?。如《初學記》卷一九西漢王褒《責須髯奴辭》,《古文苑》卷一七以為東漢黃香作。又如東漢《征士法高卿碑》實非胡廣撰,《太尉劉寬碑》非桓麟作,《藝文類聚》所系皆誤。胡廣《征士法高卿碑》載于《藝文類聚》卷三七,考法真卒于中平五年(188),年八十九,而胡廣卒于熹平元年(172),年八十二,卒年在法真前,不及為法真撰碑[46]。此碑蓋為法真友人郭正所作,《后漢書》卷八三《逸民·法真傳》載友人郭正稱之曰:“法真名可得聞,身難得而見,逃名而名我隨,避名而名我追,可謂百世之師者矣!”這段話正好可以與碑相印證,碑云:“名不可得而聞,身難可得而睹?!^逃名而名我隨,避名而名我追者已!揆君分量,輕寵傲俗,乃百世之師也?!狈稌稀逗鬂h書》所引郭正的話蓋簡括碑文而成。

  《太尉劉寬碑》有兩篇,一篇為蔡邕作。另一篇載《隸釋》卷一一,又略見《藝文類聚》卷四六,云后漢桓麟撰,嚴可均從之,將其輯入《全后漢文》卷二七。然此碑實非桓麟作。據《后漢書》卷三七《桓榮傳》,桓麟在桓帝初為議郎,入侍講禁中,年紀至少15歲,且其早卒(年四十一),如以建和元年(147)為桓帝初,則其卒年當在靈帝熹平二年(173)左右。據《太尉劉寬碑》,寬卒于中平二年(185)二月,此時桓麟已去世多年,不可能為劉寬撰碑。該碑字句多同于蔡邕《太尉劉寬碑》(載《全后漢文》卷七七),頗疑亦出邕手[47]。

  另外,東漢時代出現的眾多官箴作品,也存在著作者淆亂的問題,詳見下頁表。

  又如南朝梁陳時期陳昭的《昭君怨》(見《藝文類聚》與《樂府詩集》),《文苑英華》和《陰鏗集》將著作權給了陰鏗,逯欽立輯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則兩收之。[52]有些詩歌的作者問題又與代筆有關,如《玉臺新詠》有《于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》,題魏文帝曹丕作;而同一首詩列入《藝文類聚》時,則題為《為挽船士與新娶妻別》,署徐幹作。顧農認為:“考慮到徐幹在曹丕那里當過‘文學’,侍從之臣代主人作詩非常常見而很少有相反的情形,我們寧可相信晚出的《藝文類聚》?!保?3]

 ?。ㄋ模┳髡吲c篇題都有問題。如《文選》卷四三趙景真《與嵇茂齊書》:“安白:昔李叟入秦,及關而嘆;梁生適越,登岳長謠……”李善注云:“《嵇紹集》曰:‘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,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,故具列本末?!w至,字景真,代郡人,州辟遼東從事。從兄太子舍人蕃,字茂齊,與至同年相親。至始詣遼東時,作此書與茂齊。干寶《晉紀》以為呂安與嵇康書。二說不同,故題云景真,而書曰安?!笨芍@封書信的作者和收信人有兩種說法,一是趙至與嵇蕃,二是呂安與嵇康,李善把二說原委都羅列了出來,但沒有作出判斷,后代學者多以后說為是。

  余 論

  上述情況雖然多是一些小問題,卻影響到我們對中古文學史真相的認識[54]。正如前人所說,“校文字易,校是非難”,而亂篇之整理、歧說之鑒別更是不易。對于漢魏六朝詩文中存在的這些文本流動和變異現象,要求我們跳出具體作家、作品的束縛,盡量從整體上把握其狀況。在研究工作中,我們不僅要注重文字異同(“異文”),還要重視更廣泛意義上的文本不確定性(如“亂篇”“歧說”);不僅要重視靜態的文本歧異,更要重視具體歷史語境給文本帶來的動態變化。

  中古詩文文本一些貌似無序的現象并非無序,而是無序之中的“有序”,如“贈答詩”的收錄問題。六朝時代兩個作者之間的“贈答詩”,常常是“贈詩”與“答詩”一同完整地被收入各自的文集,這種現象在陸機、陸云的別集中普遍存在著。因為不收入的話,讀者很難孤立地來理解文本,正如后代詩人的原作與他人的和詩都同時被收錄文集之中,一個文本必須在一個文本群的環境下才能獲得完整的理解。先秦兩漢的子書不少需要以篇章為單位來討論[55],漢魏六朝文學恐怕也需要更為細致的工作,一些詩文的篇題、序文、正文需分開討論,這樣才能接近歷史的真相。篇題問題,如前面討論的崔骃《北征頌》的問題。序文的情況也很復雜,除了前面講過的例子,還有序文后加的情形,如陶淵明的《飲酒二十首》詩序。據陶淵明所言,這篇序文是在詩歌完成以后才寫的,詩歌寫作與序文寫作的時間有一定距離。蔡邕的《述行賦》更為復雜,其序文與賦的寫作時間不一致,當是后來補作?;傅垩屿涠辏?59)秋,梁冀新誅,宦官頭目徐璜、左悺聽說蔡邕善于鼓琴,便以天子的名義命蔡邕赴京。蔡邕不得已,行到偃師,稱疾而歸,《述行賦》就作于此時。但在《述行賦序》里,蔡邕直斥“五侯”之逆行,并講到桓帝對直言極諫之士的殘酷打擊:白馬令李云上書言宦官之禍,觸怒桓帝,被處以極刑;大鴻臚陳蕃也因求情被桓帝下獄,后免歸田里。而這些事情都發生在延熹三年(160),《述行賦序》很有可能是蔡邕后來的補作[56]。

  抄寫帶來的文本變動以及文獻的不確定性,這種現象不僅在中國文學中存在,在西方也很普遍,其成果有可資借鑒之處。如關于《圣經》古代寫本的研究表明,《圣經》的諸多異文和文字差異與抄寫者有很大關系:他們有時會看錯和聽錯單詞,從而產生字母的拼寫錯誤;有時會無意中漏掉短語和句子;有時會改動(或糾正或希望改進等等)自己所抄的文本——抄寫不一定是簡單機械的模仿,而常常伴隨著對文本有意的改動[57]。除了西方的古代寫本研究,印度古代經典以及梵文寫本的研究,也能給我們帶來一定的啟發。例如公元四世紀到五世紀間印度著名詩人迦梨陀娑(Kālidāsa)的長篇敘事詩《羅怙世系》(),流傳至今,存在許多文字差異,很多屬于諸說并通的情形。

  注釋

 ?。?]關于寫本、抄本等概念的辨析及比較,參見張宗品《寫本考略》,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2014年第2期;童嶺《“鈔”、“寫”有別論——六朝書籍文化史識小錄一種》,臺灣《漢學研究》第29卷第1期,第257—280頁。

 ?。?]嚴格說來,“歧說”不屬于簡單的文本歧異,但為了全面呈現漢魏六朝詩文文本流動與變異的復雜性,筆者在這兒一并討論。

 ?。?][4]《世說新語箋疏》,劉義慶撰,劉孝標注,余嘉錫箋疏,周祖謨、余淑宜整理,第270頁,第274頁,中華書局1983年版。

 ?。?]據袁行霈統計,陶集異文有740余處。袁行霈《宋元以來陶集校注本之考察》,載袁著《陶淵明研究》,第205頁,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。

 ?。?]袁行霈:《陶淵明影像——文學史與繪畫史之交叉研究》,第5頁,中華書局2009年版。

 ?。?]蕭統:《文選》,李善注引,胡克家考異,第340頁、第915頁,清胡克家刻本《文選》,中華書局1997年影印版。本文所引《文選》及李善注,如無特殊說明,均見此本,下文不一一出注。

 ?。?]顧農:《曹植札記二題》,《書品》2013年第2期。

 ?。?]房玄齡等:《晉書》,第2148頁,中華書局1974年版。

 ?。?0]《王河》是一部以詩歌形式記述克什米爾王朝歷史的著作,一些學者認為它是古代印度現存最早且唯一的史書。

 ?。?1]邁克爾·維茨爾(Michael Witzel):《十九、二十世紀的西方文獻學——以印度學為重心的回顧》,張遠譯,《古今論衡》第26期(2014年6月),第139頁。

 ?。?2]參見梁章鉅《文選旁證》卷一二引阮元的考證,梁章鉅:《文選旁證》,穆克宏點校,第301—302頁,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。

 ?。?3]賈誼:《新書校注》,閻振益、鍾夏校注,第1—2頁,中華書局2000年版。

 ?。?4]蕭統:《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》,呂延濟等注,第409頁(下),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,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。

 ?。?5]何焯:《義門讀書記》,崔高維點校,第911頁,中華書局1987年版。

 ?。?6]參見傅剛《俄藏敦煌寫本Ф242號〈文選注〉發覆》,《文學遺產》2000年第4期。后收入傅《〈文選〉版本研究》,第276—294頁,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。

 ?。?7]范曄:《后漢書》,李賢等注,第2627—2628頁,中華書局1965年版。

 ?。?8]歐陽詢:《藝文類聚》第1冊,汪紹楹校,第473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。嚴可均: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(附索隱)》,第2010頁,中華書局1958年版。

 ?。?9]徐堅等:《初學記》下冊,第377頁,中華書局1962年版。李昉等:《太平御覽》第3冊,第2578頁(上),中華書局1960年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復制重印版。

 ?。?0]班固:《漢書》,顏師古注,第1065頁,中華書局1962年版。

 ?。?1]王國維:《王國維文集》,第167頁,線裝書局2009年版。

 ?。?2]中古社會書手之多,如《北齊書》卷三九《祖珽傳》載南朝梁武帝時代所編類書《華林遍略》傳到北齊境內的情形。李百藥:《北齊書》,第515頁,中華書局1972版。

 ?。?3]陳啟源:《毛詩稽古編》,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,第85冊,第335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。

 ?。?4]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,逯欽立輯,第165頁、第108頁,中華書局1983年版。

 ?。?5]歐陽詢:《藝文類聚》,汪紹楹校,第69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。

 ?。?6]清嘉慶十四年(1809)孫星衍“岱南閣叢書”重刻宋淳熙六年(1179)韓元吉九卷本,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。

 ?。?7]羅國威:《日藏弘仁本〈文館詞林〉校證》,第119頁,中華書局2001年版。

 ?。?8]參見《西京雜記》(葛洪:《西京雜記》,第178—184頁,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)及《初學記》(徐堅等:《初學記》,第241頁,中華書局1962年版)。

 ?。?9]參見許云和《德藏吐魯番本漢班固〈幽通賦〉并注校錄考證》一文的考證,見載許云和《漢魏六朝文學考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。

 ?。?0]魏徵等:《隋書》,第1398—1399頁,中華書局1973年版。

 ?。?1]錢鍾書:《管錐編》,第1572頁,三聯書店2007年版。

 ?。?2]“五厄”之說見《隋書》卷四九《牛弘傳》。

 ?。?3]林曉光:《〈閑情賦〉譜系的文獻還原——基于中世文獻構造與文體性的綜合研究》,《文學評論》2014年第3期。

 ?。?4]參見饒宗頤編《敦煌吐魯番本〈文選〉》,中華書局2000年版,周勛初編《唐鈔文選集注匯存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。

 ?。?5]逯欽立:《漢魏六朝文學論集》,第108頁,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。

 ?。?6]伏俊璉:《〈柏梁臺詩〉再考證》,《中國古典文學與文獻學研究》第三輯,第331頁,學苑出版社2004年版。

 ?。?7]王暉:《柏梁臺詩真偽考辨》,《文學遺產》2006年第1期。

 ?。?8]李少卿《與蘇武三首》、蘇子卿《詩四首》,見《文選》卷二九。又《古文苑》載十首,蘇武二首、李陵八首。

 ?。?9]參見木齋《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》,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。

 ?。?0]參見文學遺產編輯部編《〈胡笳十八拍〉討論集》,中華書局1959年版。較近的研究有王小盾《琴曲歌辭〈胡笳十八拍〉新考》,《復旦學報》1987年第4期,《〈胡笳十八拍〉和琴歌》,《古典文學知識》1995年第5期。

 ?。?1]關于以上諸名篇真偽的學術史討論,參見劉躍進著《中古文學文獻學》相關章節的評述和研究,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。

 ?。?2]岡村繁:《永青文庫藏敦煌本〈文選注〉箋訂》,羅國威譯,載羅國威《敦煌本文選注箋證》,第123頁,巴蜀書社2000年版。

 ?。?3][53]顧農:《從孔融到陶淵明——漢末三國兩晉文學史論衡》,第95頁,第113頁,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。

 ?。?4]曹道衡、沈玉成:《中古文學史料叢考》,第58—59頁,中華書局2003年版。關于此文敦煌本及文字異同,參見岡村繁著、羅國威譯《永青文庫藏敦煌本〈文選注〉箋訂》,載羅國威著《敦煌本文選注箋證》,第88—123頁。

 ?。?5]錢仲聯:《鮑參軍集注》卷五,第311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。

 ?。?6]見《后漢書》卷八三《逸民·法真傳》、卷四四《胡廣傳》,范曄:《后漢書》,第2774頁、第1510頁,中華書局1965年版。

 ?。?7]陸侃如也有同樣的意見,但未加以論證。參見陸侃如《中古文學系年》,第285頁,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。

 ?。?8]《全漢文》卷五四嚴可均案語云有詳考參見嚴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,第421頁(上)。

 ?。?9]《司空箴》,《藝文類聚》卷四七作揚雄,《初學記》卷一一作崔骃,《古文苑》作揚雄,注云:一作崔骃?!度珴h文》卷五四嚴可均案語云:“《文選·西都賦》注引首二句作揚雄?!薄渡袝稹?,《藝文類聚》卷四八作揚雄,《古文苑》作崔瑗,注云:一作揚雄;《太常箴》,《藝文類聚》卷四九作揚雄,《初學記》卷一二作崔骃,《古文苑》作崔骃,注云:一作揚雄;《博士箴》,《藝文類聚》卷四六作揚雄,《古文苑》作崔瑗。

 ?。?0]《全后漢文》卷四四嚴可均案語云:“《司空箴》,《藝文類聚》四七以為揚雄作……《尚書箴》,《初學記》十一以為繁欽作……《太常箴》,《藝文類聚》四九以為揚雄,《古文苑》作崔骃,注云:‘一作揚雄?!洞罄眢稹?,《初學記》十二引漢崔德正《大理箴》,未詳德正為誰?!豆盼脑贰纷鞔摅S,今據之?!逗幽弦稹?,又《御覽》二百五十二作揚雄,誤。西漢無河南尹?!眹揽删骸度瞎湃貪h三國六朝文》,第715頁。

 ?。?1]《侍中箴》當為繁欽作。

 ?。?2]參見劉國珺《對古籍中陰鏗、陳昭的昭君詩考辨》,《南開學報》1988年第3期;曹道衡、沈玉成《中古文學史料叢考》,第680—681頁,中華書局2003年版。

 ?。?4]需要說明的是,本文寫作的目的主要在通過具體例子的分析,呈現漢魏六朝詩文文本的復雜性,以便讀者在閱讀時予以足夠的注意,并無意否定固有的以《文選》為基礎的漢魏六朝詩文文本的“穩定性”。

 ?。?5]參見余嘉錫《古書通例》,第93—98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。

 ?。?6]這種文本形成過程中作者自己的補作和回改,屬于創作問題而非傳播造成的,蔡邕《述行賦序》、曹植《贈白馬王彪詩序》中存在的“年代錯誤”,是可以得到解釋的。

 ?。?7]參見Michael D. Coogan ed.,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(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with the Apocrypha, Augmented Third Edition),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7, “Textual Criticism”, p.461。

[ 責編:王曉秋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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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5-07 14: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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